<span style="font-family:&quot;font-size:medium;">湖北贝母的本草考证、鉴别研究与现代化学</span><span style="font-family:&quot;font-size:medium;">药理研究进展及其质量标志物（Q-Marker）的选择</span>

代琪, 任洢橙, 董兆威, 叶俏波, 罗霄, 张榆

doi:magtech-2025-07-11-00004

中国药物评价 >

2025 , Vol. 42 >Issue 5: 337 - 337-344

DOI: https://doi.org/magtech-2025-07-11-00004

药物研究

湖北贝母的本草考证、鉴别研究与现代化学药理研究进展及其质量标志物（Q-Marker）的选择

展开

1.成都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材质量监测评价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45；
2.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四川成都 611137

代琪，女，副主任中药师，研究方向：中药鉴定及中药质量标准研究。

收稿日期: 2025-07-11

修回日期: 2025-09-16

录用日期: 2025-11-27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2-15

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3YFC3504100)；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计划项目(2025005)；成都市药品化妆品安全风险研究项目(2025FX04)

收起

Research Advances in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Modern Chem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of Fritillaria Hupehensis，and Selection of Its Quality Marker(Q-Marker)

Expand

1.Chengdu Institute for Drug Control， NMPA Key Laboratory fo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ichuan Chengdu 610045， China；
2.Basic Medical College，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ichuan Chengdu 61113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7-11

Revised date: 2025-09-16

Accepted date: 2025-11-27

Online published: 2025-12-15

Fold

摘要

目的：解决湖北贝母临床应用中与浙贝母混用掺伪、系统性研究不足及现行质控方面研究较少、指标单一的问题，为湖北贝母的质量控制和系统性研究提供参考。方法：本文通过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维普、万方、PubMed及Web of Science等国内外核心学术数据库的全部文献，全面梳理湖北贝母的本草沿革、鉴别技术、化学成分及药理毒理数据，并基于Q-Marker理论，从成分特有性、传统药效与药性相关性三方面选择其质量标志物。结果和结论：湖北贝母药用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唐朝。其鉴别可结合传统性状与显微特征，并辅以现代色谱法（如TLC）和分子鉴定法（如DNA条形码），实现精准鉴别。其主要化学成分为生物碱类和萜类化合物，也含少量脂肪烃类、醇类等成分。具有止咳化痰、平喘、降压及抗肿瘤等药理作用，其口服安全性较高，但静脉注射毒性显著增强，临床需严格遵循传统口服给药方式。基于Q-Marker理论，除特异性成分湖贝甲素外，湖贝辛、湖贝啶等10多种特有生物碱及贝母辛、异贝母甲素等含量特征性生物碱可作为潜在Q-Marker。

关键词： ; font-size:medium; ">湖北贝母；本草考证；质量控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毒性；质量标志物

本文引用格式

代琪, 任洢橙, 董兆威, 叶俏波, 罗霄, 张榆 . 湖北贝母的本草考证、鉴别研究与现代化学药理研究进展及其质量标志物（Q-Marker）的选择[J]. 中国药物评价, 2025 , 42(5) : 337 -337-344 . DOI: magtech-2025-07-11-000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adulteration with fritillaria thunbergii (Zhebeimu)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fritillaria hupehensis (Hubeibeimu)， insufficient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the scarcity and limited scope (characterized by singular indicators) of current quality control studi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f fritillaria hupehensis. Method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literature retrieved through systematic searches of cor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atabases， including CNKI， CBM， VIP， Wanfang， PubMed， and Web of Science. It collated data on the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Ben Cao Yan Ge)，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toxicological properties of fritillaria hupehensis. Based on the quality marker (Q-Marker) theory， potential quality markers were selected by evaluating three key aspects： component specificity， correlation with traditional efficacy， and correlation with traditional medicinal propertie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Fritillaria hupehensis possesses a long history of medicinal use， traceable back to the Tang Dynasty.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can be achieved by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morphological and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with modern chromatographic methods (e.g. TLC) and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e.g. DNA barcoding). Its primary chemical constituents are alkaloids and terpenoids， accompanied by minor components such as aliphatic hydrocarbons and alcohols. The bulb exhibit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including cough suppression， expectorant， anti-asthmatic， antihypertensive， and anti-tumor activities. While demonstrating high safety following oral administration， its toxicity increases markedly with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necessitating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traditional oral route in clinical practice. Based on the Q-Marker theory， potential Q-Marker include the specific component hupehenine， over 10 unique alkaloids (e.g. hubeirine， hubeidines)， and content-specific alkaloids (e.g. peimisine， isoverticine).

Key words： ; font-size:medium; ">Fritillaria hupehensis (Hubeibeimu)；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Quality control；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Toxicology； Q-marker

参考文献

[1] 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 阜阳汉简·万物[J]. 文物，1988，(4)： 36-47，54，99.
     [2] （魏）吴普. 神农本草经[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6： 62-63.
     [3] 陶弘景，尚志钧，尚元胜. 本草经集注辑校本[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274.
     [4] 倪朱谟，戴慎，陈仁寿，等. 本草汇言[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85-88.
     [5] 赵学敏. 本草纲目拾遗[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123-130.
     [6] 肖培根. 湖北贝母的研究进展[J]. 中国中药杂志， 2002，(10)： 9-11.
     [7] 苏敬. 新修本草[M]. 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7： 173-174.
     [8] 孙思邈. 千金翼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46-47.
     [9] 苏颂，胡乃长，王致谱. 图经本草辑复本[M].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142-143.
     [10] 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15-16.
     [11] 陈嘉谟. 本草蒙筌[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43-44.
     [12] 周文迪，张聪. 川贝母质量控制与评价的研究进展[J]. 中成药， 2025， 47(2)： 533-538.
     [13] 刘瑞新，郝小佳，张慧杰，等. 基于电子眼技术的中药川贝母真伪及规格的快速辨识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 2020， 45(14)： 3441-3451.
     [14] 曾纪豪，林瑞莲. 各种贝母的性状鉴别和应用[J]. 北方药学， 2013， 10(8)： 14， 57.
     [15] 李萍，徐国钧，徐珞珊，等. 中药贝母类的研究ⅩⅡ. 基源调查和性状鉴定[J].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1990，(1)： 19-25.
     [16] 祝之友. 浙贝母的鉴别要点[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6， 14(16)： 50.
     [17] 沈晨薇. 浙贝母商品规格质量评价研究[D]. 杭州：浙江中医药大学， 2016.
     [18] 李苓，赵军. 贝母类药材的鉴别使用[J]. 中国实用医药， 2013， 8(4)： 239-240.
     [19] 王莉. 湖北贝母炮制工艺及质量标准的研究[D].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10.
     [20] 卢琪，薛淑静，杨德，等. 湖北贝母与浙贝母的成分及理化性质对比分析[J]. 食品工业科技， 2023， 44(3)： 49-55.
     [21] 龚伯奇，罗桂花，王伟. 贝母鉴别方法研究进展[J]. 安徽农业科学， 2009， 37(4)： 1603-1604.
     [22] 徐国钧，徐珞珊，杨琦. 中药贝母类显微鉴定研究[J]. 中国药学杂志， 1980， (4)： 36.
     [23] 李萍，徐国钧，徐珞珊，等. 中药贝母类研究 Ⅷ. 湖北产贝母显微鉴定[J].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1988， (1)： 45-47.
     [24] 薛平，张晓璐，张佳莉，等. 基于国家药品抽检橘红丸中浙贝母掺伪投料研究[J]. 医药导报， 2025， 44（9）：140-147.
     [25] 张国欣，李娟，张鹏，等. 湖北贝母的HPLC指纹图谱分析[J]. 药学学报， 2005， (9)： 850-853.
     [26] 朱利霞，汪旭，张汉扬，等. 湖北贝母药材的质量标准研究[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7， 35(4)： 838-842.
     [27] 解鹏，李小平，吴晨奇，等. 湖北贝母中主要生物碱的HPLC-ELSD定量分析及安全性评价[J]. 江苏农业科学， 2024， 52(21)： 209-214.
     [28] 梁月仪，李振雨，吕渭升，等. 基于HPLC-ELSD指纹图谱和多成分定量的浙贝母与湖北贝母质量差异研究[J].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2023， 35(7)： 1101-1111.
     [29] 赵一擎，王艳伟，杨元，等. UPLC-MS/MS同时测定乳核内消液中的贝母素甲、贝母素乙、西贝母碱和湖贝甲素[J]. 华西药学杂志， 2023， 38(2)： 181-184.
     [30] 李莉，陈军，朱洁，等. PCR-RFLP法鉴别浙贝母及其混淆品湖北贝母[J]. 中成药， 2024， 46(7)： 2465-2469.
     [31] 杨健，李靖，薛维娜，等. 实时荧光定量PCR法鉴别川贝母掺伪[J]. 中成药， 2020， 42(5)： 1262-1268.
     [32] Xin GZ， Lam YC， Maiwulanjiang M， et al. Authentication of bulbus fritillariae cirrhosae by RAPD-derived DNA markers[J]. Molecules， 2014， 19(3)： 3450-3459.
     [33] 尹春萍，刘文涛，徐顺清，等. 湖北贝母与川贝母随机扩增引物DNA的鉴别[J]. 医药导报， 2007， (4)： 359-361.
     [34] 李明哲，韩金秀. 近10年贝母类药材鉴定技术研究进展[J]. 吉林农业， 2016， (10)： 60-62.
     [35] 蒋小刚，王华，郭坤元，等. 湖北道地药材贝母ISSR反应体系优化及多态性引物筛选[J]. 福建农业学报， 2021， 36(6)： 642-650.
     [36] Sarwat M， Yamdagni MM. DNA barcoding， microarrays an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recent tools for genetic diversity estim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of medicinal plants[J]. Crit Rev Biotechnol， 2016， 36(2)： 191-203.
     [37] 俞超，梁孝祺，陈金金，等. DNA条形码技术鉴定贝母属植物[J]. 中草药， 2014， 45(11)： 1613-1619.
     [38] 李敏，黄龙妹，赵欣，等. 浙贝母特异性PCR鉴定方法研究[J]. 中草药， 2014， 45(12)： 1754-1757.
     [39] Chen S， Yao H， Han J， et al. Validation of the ITS2 region as a novel DNA barcode for identifying medicinal plant species[J]. PLoS One， 2010， 5(1)： e8613.
     [40] 吴继洲. 湖北贝母化学成分的研究 Ⅰ、生物碱的研究[J]. 中草药， 1982， 13(8)：3-6，15.
     [41] 吴继洲，濮全龙. 湖北贝母化学成分的研究Ⅲ. 湖贝甲素甙的分离和鉴定[J]. 药学学报， 1985， (5)： 372-376.
     [42] 吴继洲，濮全龙. 湖北贝母化学成分的研究Ⅳ. 湖贝乙素、湖贝嗪的分离和鉴定及它们与湖贝甲素的相互转化[J]. 中草药， 1986， 17(3)： 5-8.
     [43] 吴继洲，王永耀，凌大奎. 湖北贝母化学成分的研究 Ⅴ、湖贝新的分离和鉴定[J]. 药学学报， 1986， (7)： 546-550.
     [44] Wu JZ， Tang M， Wang R. Studie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Fritillaria in Hubei. Ⅹ Ⅲ. Isolation and structure elucidation of hupehemonoside[J]. Acta Pharm Sinica， 1991， 26(11)： 829-835.
     [45] 杨曦亮. 湖北贝母微量生物碱的结构研究及浙贝乙素衍生物LD50的测定[D].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46] Zhang Y， Yang X， Zhou X， et al. Alkaloids from Fritillaria Hupehensis[J]. Chinese J Chem， 2007， 25(11)： 1728-1731.
     [47] Zhang YH， Yang XL， Zhou XF， et al. A new veratramine alkaloid from the bulbs of Fritillaria hupehensis[J]. Chinese Chem Lett， 2007， 18(2)： 175-177.
     [48] 刘兴鸿，刘嫚，刘悠然，等. 湖北贝母中异甾体生物碱类成分的研究[J]. 华西药学杂志， 2022， 37(3)： 233-235.
     [49] 吴继洲，濮全龙，江汉美，等. 湖北贝母属植物化学成分的研究 Ⅶ. 非碱性成分的分离与鉴定[J]. 中草药， 1989， 20(6)： 4-6.
     [50] Ruan H， Zhang Y， Wu J， et al. Structure of a novel diterpenoid ester， fritillahupehin from bulbs of Fritillaria hupehensis Hsiao and K. C. Hsia[J]. Fitoterapia， 2002， 73(4)： 288-291.
     [51] Pi HF， Zhang P， Ruan HL， et al. Two new triterpenoids from the leaves and stems of Fritillaria hupehensis[J]. J Asian Nat Prod Res， 2009， 11(9)： 779-782.
     [52] 阮汉利，吴继洲，姚念环，等. 湖北贝母二萜聚合物的结构研究[J]. 中草药， 2001，32(2)：16-18.
     [53] 张久亮，皮慧芳，阮汉利，等. 湖北贝母茎叶非生物碱成分的研究[J]. 医药导报， 2007，26(1)：23-25.
     [54] 姚丽娜，孙汉清，江湛，戚永东，路承彪. 湖北贝母、鄂北贝母、紫花鄂北贝母生物总碱对呼吸系统的药理作用[J]. 同济医科大学学报， 1993，(1)： 47-49.
     [55] 徐仿周，张鹏，张勇慧，等. 湖北贝母总生物碱平喘作用及其机理的研究[J]. 时珍国医国药， 2009， 20(6)： 1335-1337.
     [56] 徐汝明，陆阳，陈泽乃.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贝母中腺苷的含量[J]. 中国中药杂志， 1996，(9)： 44-45， 65.
     [57] 张勇慧，阮汉利，皮慧芳，等. 湖北贝母生物碱单体的镇咳、祛痰和平喘作用[J]. 中草药， 2005，(8)： 89-91.
     [58] 熊玮，郭小玲，何嘉琅. 湖北贝母药理作用的初步研究[J]. 中草药， 1986， 17(3)： 19-22.
     [59] Zhang YH， Yang XL， Zhang P， et al. Cytotoxic alkaloids from the bulbs of Fritillaria hupehensis[J]. Chem Biodivers， 2008， 5(2)： 259-266.
     [60] 牛换云，余河水，金施施，等. 湖北贝母体外抑菌活性研究[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18(1)： 62-64.
     [61] 孙汉清，姚丽娜. 湖北贝母药理作用的研究[C]. //湖北省药理学会1991年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1991： 125.
     [62] 张勇慧，阮汉利，周立国，等. 湖北贝母中生物碱单体的LD50测定研究[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03， (1)： 100-114.
     [63] 张静雅，曹煌，许浚，等. 中药苦味药性表达及在临证配伍中的应用[J]. 中草药， 2016， 47(2)： 187-193.
     [64] 王小雪，卢杉，郑思悦，等. 归经中药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的实证分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8， 33(11)： 5193-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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